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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成“黑作坊”童工

2018年5月10日  鄂尔多斯劳动争议律师   http://www.eedsldlq.cn/
  这是一个数量庞大,但又常常容易被忽视的群体。他们就是父母外出打工的农村留守儿童。据统计,目前这样的孩子有大约5800万人,其中14岁以下的占到了4000多万人。这些孩子年纪小,父母不在身边,缺乏自我保护能力,他们的权益如何维护成了一个社会难题。前不久广西贺州的一起爆炸案就揭开了冰山一角,这起爆炸案是如何发生的?
  受伤儿童杨艺华的两个弟弟正在忙着给另一个上初中的姐姐做午饭。
  一炮惊醒数人,
  十三名儿童生死一线间
  11月12日8点左右,广西贺州平桂管理区公会镇杨会村的绝大多数村民正在酣睡,突然“轰”的一声巨响将他们从梦中惊醒,一个非法鞭炮生产点发生了爆炸,现场一片火海。
  广西贺州公会派出所所长叶志锋和当地派出所的干警先后赶到现场。然而,令派出所的干警惊讶的是,现场有13位伤者都是孩子。一些被全身烧黑、面目全非的小孩被一个个从着火的楼房中抱出来,小孩的哭声、大人的喊叫声响成一片。
  受伤儿童家长:“都变样了,都认不出,那个皮都烧光了,没有了。”
  



 
  记者:“在这个事故现场,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是一片狼藉,这个楼马上已经要塌陷了,这个地上到处布满了炮筒,这些应该是一盘已经装好火药的烟花,这里我们看到满地都是炮筒,这个房间正是布满了整整一层的炮筒,在现场我们注意到有这样一口钟,我注意到时针指得是7点46分,也就是说这口钟将永远将定格在11月12日7点46分事故发生的那个时间。”
  在装配火药的房间里面,记者见到了部分制造炮竹的原材料和工具。据了解,在这个房间内装配好火药之后,再由孩子们安装引信,事故死伤的13名小学生最小的只有7岁,最大的14岁。其中烧伤面积达90%以上的5人,烧伤面积55%至78%的4人,烧伤面积12%至40%的3人。1名儿童在送往医院后经抢救无效于12日22时30分死亡。
  而烧伤的孩子将经历2到4个星期感染期的生命考验,在感染期内仍然随时有生命危险。广西贺州市卫生局局长曾宪彪介绍,“,现在的11例病例里面,有5例仍然处于危重状态。”
  区区三毛钱,舍命为哪般?
  鞭炮爆炸事故发生后,当地警方迅速以非法危险物品肇事罪和雇用童工罪立案,犯罪嫌疑人杨万文和谢庆岁先后向警方自首。据了解,事发当时,谢庆岁正在用摩托车装运货物,摩托车发动打火引燃爆竹,酿成了这幕悲剧。
  记者在这个非法鞭炮加工点找到一个空炮筒,据介绍,在空炮筒填上火药之后,再由这十几个孩子们一个个插上引信,就成了可以燃放的鞭炮。记者数了一下,像这么一盘至少有1000多个药筒。
  让人不解的是,这些孩子怎么会变成黑作坊的童工?插完这么一盘药筒,他们又能赚多少打工钱?
  广西贺州市植杨小学学生杨小丽:“就是插上点燃纸炮的引线那种。”
  记者:“那他会给你多少钱?”
  杨小丽:“他是按盘算的。”
  记者:“一盘是吧,一盘给多少钱?”
  杨小丽:“三毛。”
  正上六年级的杨小丽曾在那家黑作坊里面打过工,每插好一千多个引信,她能赚到3角钱,上学前的2、3个小时内,她能做好大约3000个引信,可以赚到1元多钱,放假的时候,一天的时间能赚到3元钱左右,工作时间长了,眼睛会很不舒服。
  杨小丽和其他伤亡的13名孩子一样,都是村里植杨小学的学生,她周围的很多同学都曾做过这样的工作,而她们冒着生命危险换来得收入却是为了购买零食和学习用用品。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每次下课之后,这里的孩子都会跑到附近的小卖部,购买1角钱左右的各种小零食,这些零食在他们眼里成了生活中的必需品。
  不过,由于当地的居民生活贫困,孩子们兜里的零花钱少的可怜,有的孩子兜里没有购买零食的零花钱,她们就只好铤而走险去黑作坊里打工赚钱。
  而在13位伤亡的孩子里面有7位是六年级的女生,这又是为什么?
  广西贺州市植杨小学校长陈小洁:“我听说有些小孩子,可能因为到了青春期,需要有一些自己私人用的东西,又不好跟家里面的人问,所以就可能想用自己的钱吧,自己好支配一下。”
  其实就是孩子这些合理的需要无法满足的情况下,孩子们不惜铤而走险赚取那些可怜的收入。
  广西贺州市公安局平桂分局局长叶佐高:“小孩跟着大人过来,跟着大人过来就挣点零花钱,还有个别的小孩是家长叫他们去干的。”
  留守儿童
  为什么走进鞭炮黑作坊?很难想像当别的同龄人在学习和玩耍的时候,杨会村的十几个小孩却挤在杨万文家的小屋子里,一个一个往爆竹上插引信。在经济不发达的贺州农村,一天一块多钱的工钱对几岁十几岁大的孩子来说挺有诱惑力的。不过,他们却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
  广西贺州市植杨小学校长陈小洁告诉记者,杨会村人多地少,经济收入微薄,成年人大多在外打工,出事的这些学生都是自己学校的学生,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属于留守儿童,常年与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为了贴补家用,有的家长带领孩子一起去黑作坊打工。
  受伤儿童家属杨传伟的母亲近来一直带着孙女在黑作坊里面做工,他和爱人在贺州市里面打工,母亲照顾着自己的两个孩子,夫妻两人每月的收入很不稳定,老人和孩子打工的收入是为了贴补家用。事故中杨传伟的母亲和孩子全部受了伤,而且伤情较重。事故中还有这样一个家庭,姐姐领着自己的妹妹在黑作坊里面做工。
  采访中一些受害儿童的父母告诉我们,直到爆炸发生后他们才知道,自己家的孩子原来跑到了这个黑作坊里打工赚零花钱。远离父母的关爱,这些留守儿童在农村里到底是怎么长大的?
  在贺州1112鞭炮爆炸事故中伤亡的13名儿童大多数都是留守儿童。这幕悲剧再次敲响了警钟,留守儿童的权益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但这确实又是一个很普遍的社会难题。以前很多农民工就告诉过我,他们不是不想把孩子带在身边,可是在外打工收入不高,根本没办法支撑城里的学费、借读费、生活费。没有父母的陪伴,这些留守儿童的生存状况到底是什么样子?到底是什么促使他们走进了鞭炮黑作坊?记者走访了这次事故中受伤的杨艺华家。
  杨启印和杨启少兄弟两都是植杨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在一个班级里学习,午休后,两个孩子结伴回家吃饭。
  米饭是凉的,早上启印做的剩下不多的菜也是凉的,只有一份简单的炒青菜,懂事的启印菜让给了弟弟,而自己只能吃些米饭,启少告诉记者,原来是六年级的姐姐杨艺华照顾他两的生活,可是姐姐在事故中受了伤,现在启印担负起了姐姐的工作,还要给上初中另外一个姐姐做午饭,兄弟两个熟练地忙活了起来。
  启少是家里六个孩子中最小的孩子,受伤的姐姐是第四个孩子,父母都在广东打工,他们平时的生活基本都是自己打理,奶奶偶尔也会帮助一下。做好菜之后,启少又忙乎着做起了猪食,他告诉记者,由于不熟练自己手上受了很多伤。
  启少说,自打记事起,喂猪的工作就是有自己和哥哥负责,不过他告诉记者,自己从来都没有吃过自己喂的猪,都被父母给卖掉了,忙乎了一中午,兄弟两上学的时间又到了。下午放学后,两兄弟又将记者领到了他们睡觉的房间。房间里面阴冷潮湿,床上只有一床被子,需要三个孩子一起盖。室内外的温度只有4、5度,两个孩子穿的都很单薄,鞋子都是布鞋,而且已经穿破了。

  随后,两个孩子又带着记者去了姐姐的房间,记者见到,姐姐们睡在阁楼上面,床铺就在谷仓的旁边,楼板摇摇晃晃的,房顶四处漏光,下雨的时候漏雨漏的很多,启少还告诉记者,这里的老鼠很多。杨启少说,“如果我有钱了以后,我还想给我姐姐买点衣服。因为她的衣服、鞋子被烧烂了。”
  谁来帮他们解决昂贵的医疗费用?怎么样还给留守儿童一个幸福的童年?不仅关系到他们的父母,也是整个社会的义务。眼下,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医疗费,这些孩子基本上都是被严重烧伤,而治疗烧伤不仅难度大,而且医疗费用极其昂贵,那么这个燃眉之急如何解决?
  广西贺州市卫生局局长曾宪彪:“抢救治疗费就是40万,每个人平均大概40万,整个后面的康复肯定是还需要一笔不小的费用,那么除了政府和有关制度给补偿之外,现在还有一定的缺口。”
  曾宪彪坦言,虽然贺州市市政府紧急拨款100万元作为抢救费用,可是这对12个孩子的抢救工作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资金存在着巨大的缺口,抢救过来之后孩子的生活将非常的困难。
  解放军181医院烧伤整型中心主任童亚林:“几个病号的特点就是孩子比较小,同时面部、食指或者手一些关节全是严重的烧伤,就是深度的烧伤三度,作为今后容貌的回成,功能的障碍肯定存在的,而且我们后期的康复治疗和整形治疗带来很大的一些困难,会需要很多费用。”
  童亚林告诉记者,6个孩子抢救费用已经花掉了70多万元,对于这些家庭而言,以后的费用将会是个天文数字。不过,记者在181医院了解到,很多社会力量现在已经开始了救助活动。
  天津鸿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孟庆如:“看了这些孩子的情况,确实心里受到很大的触动,确实也是非常痛心的,作为我们重南基金也罢,作为爱心人士也罢,希望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来救助这些孩子们。”
  在捐赠仪式上,记者了解到,孟庆如代表天津鸿征集团和春暖基金一次性捐款35万元,用于181医院7个孩子的抢救费用,他希望自己的行动能够带动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些孩子。
  孟庆如:“这几位孩子的健康问题、康复问题,我们也还是将会继续来关注的,也希望全社会的爱心人士,全社会的爱心企业都来关注,不只是这几位孩子的健康问题,关注全社会的这些留守儿童的生存问题。”莫让“留守儿童”变成“不管儿童”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走入城市,他们的子女因为种种制度性原因成为这个社会底层的又一个缩影和样本,并被冠之以“留守儿童”的称谓。伴随着他们父辈的迁徙,这个群体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由于生活在一个特殊的成长环境里,当我们面对他们身上出现的一系列“综合症状”时,更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和忧患态度去考量和解决。
  目前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约为5800万人,其中14周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为4000多万人。这是一个巨大而缺乏充分自我保护能力和辨别能力的群体,怎么管教和保护他们,成了当前农村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除教育和安全问题之外,由于长期与父母分离,使“留守儿童”的性格变得内向、自卑、悲观、孤僻。临时监护人大多局限于让孩子吃饱穿暖之类的浅层关怀,无法尽到对孩子全面的教育责任。
  隔代的老人多对孩子溺爱放纵,“留守儿童”几乎生活在无限制状态下,缺乏积极的管教与引导,极易导致心理失衡。由于贫困的现实处境,在我国“留守儿童”过早地体会到生活的辛酸和物质匮乏的压力。他们只能孤独寂寞地成长,享受不到来自父母的关爱和亲情。更现实一点儿,他们根本看不到知识将会给生活带来什么改变。学习成绩的好坏对他们来说,似乎已经没什么实际意义。

  孩子们的遭遇让人痛心。平心而论,留守儿童这种特殊现象是我们在工业化、城市化转型中,所不得不付出的各种社会代价之一,不可能完全避免,可是也不应当让这种代价完全由农民工和他们的下一代去承担。我们有义务建立一套公共服务体系,扶持一批服务机构,尽量为留守儿童弥补成长过程中所缺失的环节。今天的孩子就是社会的未来,他们成长的烦恼也就是社会需要解决的烦恼。

文章来源: 鄂尔多斯劳动争议律师
律师: 温璐清 [东胜区]
内蒙古赫扬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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